钱穆先生: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

作者:读钱穆
钱穆先生: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

编者按

本文选自钱穆先生《国史大纲》。特此摘录,以飨读者。

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,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,而自有其病痛。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,群体失其涵育,私的期求奋兴,礼乐衰而方术盛。

当此时期的社会,则自然舍儒而归道。其时的政府(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),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,而终于牢笼不住。王莽时代卽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。

王莽之受禅与变法,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。当时一面崇兴礼乐,一面又盛事避忌。阴阳家本兼采儒、道两家思想而成,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,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。「礼乐」与「方术」,到底不能融合为一。

王莽之失败,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。自此以往,儒、道两家,依旧分道扬镳,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。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、道两家之血液中。

光武、明、章虽粉饰礼乐于朝廷,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。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,即可考见其一斑。

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,即大一统政府之瓦解。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。之消失。

相应于乱世而起者,乃个人之私期求,方术权力之迷信,段熲表荐樊志张,谓其:「有梓慎、焦(延寿)、董(仲舒)之识。」何进表荐董扶,谓其:「内怀焦、董消复之术。」晋韩友「行京、费厌胜之术」。当时人对学术,全以一种方术视之。

而此种方术,大体为个人消殃避祸,求福延年。与物质的自由需要。最著者,人可不死,铅汞可变黄金。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,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。于是后世之所谓道教,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。

阴阳家虽亦擅神仙方术,然其精神仍偏于政治;故西汉人以邹衍与孔子并提。以私人的福利观念普遍流传于社会下层者,则非邹衍而为老子;此亦自西汉已然。

故方士偏于向上活动,道士则偏于向下活动。秦皇、汉武之所想望,变而为东汉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。比读史记封禅书与后汉书的方术传,正可以看出这一个转变。

初期佛教输入,亦与此种社会情态相适协,而渐渐占有其地位。

史称:楚王英晚节喜黄老学,为浮屠斋戒祭祀。明帝诏之曰:事在永平八年。「楚王诵黄老之微言,尚浮屠之仁祠,洁斋三月,与神为誓,何嫌何疑,当有悔吝。

其还赎,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。」是其时喜黄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证。又桓帝时,襄楷上书,「闻宫中立黄老、浮屠之祠」云云,依然以黄老、浮屠并举。二事相去约百年,可见当时佛教仅如黄老之附庸也。

又灵帝熹平二年,陈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陈王宠共祭天神,希幸非冀,惜辞「与王共祭黄老君,当作「黄帝、老君」。求长生福而已,无他冀幸」。是当时以黄帝、老子为天神,谓祠黄老可得长生之证。

逮乎东方黄巾之乱,顺帝时,琅邪宫崇诣阙,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,号「太平淸领书」。(后称「太平经」。)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,而多巫觋杂语。桓帝时,平原襄楷又上之。其后张角颇有其书。盖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箓巫道。

以及汉中张鲁之亡,张鲁,沛人。祖父陵,顺帝时客于蜀,学道鹄鸣山中,造符书,为人治病。陵子衡,衡子鲁,以法相授。自号「师君」,其众曰「鬼卒」,曰「祭酒」,曰「理头」。

此派道学亦自东土流衍,与黄巾盖同源,皆远始先秦,所谓燕、齐方士,即黄老学、阴阳学之故鄕也。又汉末有魏伯阳着参同契,为道家言服食修鍊者所宗,亦在东方。方术信仰渐渐在士大夫阶层中失其势力。

曹植、曹丕兄弟,皆不信方士神仙之术。曹丕《典论》,曹植《辩道论》,皆辩其事。及嵇康为养生论,乃从哲理的见解谓:「导养得理,可以延年」,不啻为方术信仰开新生命。至葛洪着《抱朴子》,仍信服食长生。嵇、葛处境与曹氏兄弟不同。厌世无聊,乃有托于此也。

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,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着力,希图补救,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,于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淸谈。此即自黄老转入庄老也。黄老尚带有政治意味,即牵涉群体。与阴阳学家相羼混。

庄老则全属个人主义。东汉治老子学者常兼通天文图谶,淸谈家则否。淸谈家一方面似较合理,另一方面,则对全体观念更为浅狭。相应于此种形势下之佛教,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。

佛教与庄老,自有其本原相似处。即均为各个人打算,以各个人融解入大宇宙,不注重为大群体打算。以各个人融解入大人群。晋释道安注经录序云:「佛教延及此土,当汉之末世,晋之盛德。」正指思想上之传播而言。

名士世族在不安宁的大世界中,过着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,他们需要一种学理上的精神方面、内心方面的。解释与慰藉。瞿昙与庄老,遂同于当时此种超世俗的学理要求下绾合。

魏晋之际,则先求孔子与庄老之绾合。裴徽问王弼:「无者诚万物之所资,然圣人莫肯致言,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?」弼曰:「圣人体无,无又不可以为训,故不说。老子是有者,故恒言无、所不足。」何晏以为「圣人无喜怒哀乐」,弼与不同,以为「圣人之情,应物而无累于物」。

王衍问阮脩,老庄、圣教同异,对曰:「将无同。」衍辟之为掾。世谓之「三语掾」。此皆当时要求绾合孔子于超世俗之学理之证。直至郭象注庄犹尔。

东晋名族,并多信持「天师道」。

史称王氏世事「五斗米道」。王羲之既去官,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,探药石,不远千里。郗愔事天师道,与羲之、愔姊夫。许询俱栖心绝谷,修黄老之术。其子超转奉佛。

王凝之信道弥笃,孙恩亦世奉五斗米道而作乱。攻会稽,僚佐请为之备。凝之不从,方入靖室请祷,出语诸将佐曰:「吾已请大道,许鬼兵相助,贼自破矣。」遂为恩所害。殷仲堪少奉天师道,精心事神,不吝财贿,而怠行仁义,啬于周急,及桓玄来攻,犹勤请祷。

此等名士,皆理解超卓,而犹信此等道术者,盖彼辈于世俗事既不肯多所尽力,则个人的私期求自难舍弃。个人不投入大人群,则必求投入大自然。

故超世必希长生,犹幸其术之一验;否则鼓琴烧香,常乐我净,亦与彼辈私生活之闲适相谐。孙策云:「昔南阳张津,为交州刺史,尝着绛帕头,鼓琴烧香,读邪俗道书,云以助化,卒为南夷所杀。」绛帕犹黄巾之类,是此敎以鼓琴焚香为事之证。

又其道须自首过失,王献之遇疾,家人为之上章,道家法应首过,问其有何过失。对曰:「不觉,惟忆与郝家离婚。」是其教有首过之证。凡度出世生活者,必以此为调节。

经营世务,过则改为,其良心上之罪恶感,常不如超世离群者之迫切。且此等求长生、乐淸净、自首过失诸端,亦复与当时门第之克绵其世泽者有补。

彼辈既不经营世务,又安富累世,而能淸净自守者,固为于庄老玄理薄有所得,亦由此等外在的律行,有以助之。将来之转而佞佛,理亦有由是者。守之既有素,一旦临祸变,则亦惟有乞灵以自慰也。如王凝之、殷仲堪。

可见当时南方名士,彼辈对国家民族,政教大业,虽尽可捉麈淸谈,轻蔑应付,然涉及其个人私期求,则仍不免要乞灵于从来方术之迷信。

这一种风气,直要到宋、齐以下,始渐渐消失,而其时则佛教思想遂一跃而为时代之领导者。两晋以淸谈说庄老;宋、齐以下,则以佛义说庄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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